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踏波而来的求那跋摩

2017-11-17 11:36:35 来源:腾讯佛学 作者:温金玉 责任编辑:阎浮提众生 阅读:

 温金玉:踏波而来的求那跋摩

求那跋摩(图源:网络图)

文:温金玉

海上丝绸之路承载了太多的辉煌与梦想,也成就了无数为法忘身的求法者与传道者。从海路踏波而来的求那跋摩,虽然来华时间不长,但成就颇巨,译出了汉地七种菩萨戒经中的二种,积极促进比丘尼僧团的受戒规范,并于南林寺创建戒坛,意义重大,在中国佛教戒律发展史上亦是一座难以忘却的里程碑。

求那跋摩(366—431)的传记,见于《梁高僧传》卷三、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四、《开元释教录》卷五、《贞元释教录》卷七、《历代三宝纪》卷十、《神僧传》卷三。据这些传记记载:他出生于罽宾国,刹帝利种姓,家族世代为王,汉语译为功德铠。其祖父呵梨跋陀,又称狮子贤,为人刚强正直。其父伽阿难,又称众喜,潜身匿迹,隐居于山泽。求那跋摩14岁时,便才华出众,与常人不同。梁《高僧传》卷三说他:“机见俊达,深有远度,仁爱泛博,崇德务善。”年18,有相士对跋摩说,你年满30岁时,当君临一国,南面称王。你若是不乐世俗的荣华富贵,就能够得成圣果。“至年二十,出家受戒。洞明九部,博晓四含,诵经百余万言,深达律品,妙入禅要,时号曰三藏法师。”成为一个真正修道的人。跋摩30岁时,罽宾国王去世,国王没有后嗣,众人议论说,跋摩乃帝室后裔,且又德才兼备,应请跋摩还俗,继承王位。满朝大臣再三恳请跋摩还俗即位,跋摩始终没有答应。“乃辞师违众,林栖谷饮,孤行山野,遁迹人世。”其后,他渡海到狮子国(今斯里兰卡),“观风弘教,识真之众,咸谓已得初果,仪形感物,见者发心。”他在这里弘传法化,许多修行人都说跋摩已得初果(声闻乘中第一预流果)。不久又转乘商船到阇婆弘法。阇婆,古地名和国名。大约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,或兼称二岛。自南北朝至明代约千年之间(公元5-14世纪),该地都是古海上丝路的重要节点之一。跋摩于此地广传教化,“导化之声,播于遐迩,邻国闻风,皆遣使要请。”当时京师名德沙门慧观、慧聪等,闻其盛名,远挹风猷,思欲餐禀。于宋元嘉元年(424年)九月,面启宋文帝刘义隆,建议迎请求那跋摩到中国弘法,得到许可。文帝即敕交州刺史,令泛舶延致。慧观等又遣沙门法长、道冲、道俊等,往彼祈请。并致书于跋摩及阇婆王婆多加等,务必让跋摩顾临宋境,传布佛教。“跋摩以圣化宜广,不惮游方。先已随商人竺难提舶欲向一小国,会值便风,遂至广州。故其遗文云:业行风所吹,遂至于宋境。此之谓也。”从传记看出,求那跋摩确与中土有缘。他原本乘商人竺难提的商船离开阇婆拟去一小国,因风向不顺,飘至广州。

六朝时,广州已是国际重要贸易港口,从东南亚与南亚来的僧人多是从广州登岸。而建康是当时佛法中心,所以从广州登陆的僧人大部分又辗转进入建康,从事译经、弘法活动。

宋文帝在得知求那跋摩已经到达广州之后,复敕州郡,令资发下京。当路经广东北部的始兴郡(今广东始兴县)时,始兴郡太守蔡茂之对求那跋摩敬仰有加。求那跋摩便在始兴郡经停岁许。求那跋摩于宋元嘉八年(431年)到达宋京,受到文帝的敬重。敕住祇洹寺,供给丰厚。王公大臣、社会名流,莫不尊崇、敬奉。随即,跋摩在祇洹寺开讲《法华经》和《十地经》,开讲之日,前来听讲的人成群结队,摩肩擦踵,车马满街。“法席之盛,前所未闻。阇婆国王,遣使奉表曰:宋国大主,吉祥天子,教化种智,安隐众生。我虽在远,亦沾灵润。”求那跋摩于同年九月示寂,终年六十五岁。“即于南林戒坛前,依外国法阇毗之。四部鳞集,香薪成堆,灌之香油,以烧遗阴,五色焰起,氛氲丽空。是时天景澄朗,道俗哀叹,仍于其处起立白塔。”其所预造遗文颂偈三十六行,文帝令译出。

温金玉:踏波而来的求那跋摩

求那跋摩大师(来源:网络图)

求那跋摩一生成就在于译传大乘戒律。大乘戒律重在慈悲,重在发菩提心。我们从其传记中选择几个节点可见端倪。

《高僧传》中描写其幼怀慈悲的情节:

其母尝须野肉,令跋摩办之。跋摩启曰:有命之类,莫不贪生。夭彼之命,非仁人矣。母怒曰:设令得罪,吾当代汝。跋摩他日煮油,误浇其指,因谓母曰:代儿忍痛。母曰:痛在汝身,吾何能代。跋摩曰:眼前之苦,尚不能代,况三途耶?母乃悔悟,终身断杀。

断杀是大乘戒律的首要持守,这样的情景将生活导入戒律化。在后来的弘化过程中,这一慈悲不杀的理念始终贯穿其一生。

描写化导国王、全民皈依的情节:

后至阇婆国,初未至,一日阇婆王母,夜梦见一道士飞舶入国,明旦果是跋摩来至。王母敬以圣礼,从受五戒。母因劝王曰:宿世因缘,得为母子,我已受戒,而汝不信,恐后生之因,永绝今果。王迫以母敕,即奉命受戒,渐染既久,专精稍笃。顷之,邻兵犯境,王谓跋摩曰:外贼恃力,欲见侵侮,若与斗战,伤杀必多,如其不拒,危亡将至,今唯归命师尊,不知何计?跋摩曰:暴寇相攻,宜须御捍。但当起慈悲心,勿兴害念耳。王自领兵拟之,旗鼓始交,贼便退散。

面对敌人的侵略,并非要求一味的忍让,而是旗帜鲜明的抗敌:暴寇相攻,宜须御捍。只是在抗敌过程中,应心存慈悲,不应起害念。这种情怀是大乘佛教慈悲与智慧合一的典范。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对此更进行演绎说:“属国诸王皆从之稟受归戒。每谓诸王曰:道在精通,遇缘即应,但依慈悲,勿故发害意足矣。”慈悲没有敌人的理念彻底征服了国王,恭信更殷,他竟然欲出家修道。

王乃因告群臣曰:吾欲躬栖法门,卿等可更择明主。群臣皆拜伏,劝请曰:王若舍国,则子民无依,且敌国凶强,恃险相对,如失恩覆,则黔首奚处。大王天慈,宁不愍念?敢以死请,申其悃愊。王不忍固违,乃就群臣请三愿,若许者当留治国:一愿凡所王境,同奉和上:二愿尽所治内,一切断杀;三愿所有储财,赈给贫病。群臣欢喜,佥然敬诺,于是一国皆从受戒。

一愿全国之内,敬信三宝;二愿国内百姓,戒断杀生;三愿所储财物,布施于贫病之人。举国奉佛,全民皈依并非神话。

解除文帝心结的情节:

以元嘉八年正月达于建邺。文帝引见,劳问殷勤,因又言曰:弟子常欲持斋不杀,迫以身殉物,不获从志。法师既不远万里来化此国,将何以教之。跋摩曰:夫道在心不在事,法由己非由人,且帝王与匹夫所修各异,匹夫身贱名劣,言令不威,若不克己苦躬,将何为用?帝王以四海为家,万民为子,出一嘉言,则士女咸悦;布一善政,则人神以和,刑不夭命,役无劳力,则使风雨适时,寒暖应节,百谷滋繁,桑麻郁茂,如此持斋,斋亦大矣;如此不杀,德亦众矣,宁在阙半日之餐,全一禽之命,然后方为弘济耶?

这是全传最为传神之笔,“道在心不在事,法由己非由人”,将大乘戒律重心而不重迹的理念发挥的淋漓尽致。难怪令文帝拍案叫绝,叹为观止:“帝乃抚机叹曰:夫俗人迷于远理,沙门滞于近教。迷远理者,谓至道虚说;滞近教者,则拘恋篇章。至如法师所言,真谓开悟明达,可与言天人之际矣。”

《缁门崇行录》求那跋摩中专有评论:

赞曰:“帝王之不信佛法,非独不信者之过,亦论佛法者未尽其妙也。如求那者,义正而语圆,辞善巧而不叛于道,真佛法、世法融通不碍者矣。虽古良谏,议何以加?此彼世僧局偏见而自谓持正,不知使人主不欲亲近缁流者,正为此等辈也。神龙变化,非蚯蚓所知,其是之谓欤?”

求那跋摩被邀请到首都建康,正是刘宋王室最辉煌的时代。在宋文帝治世的三十年间,世称“元嘉之治”。正是有了求那跋摩的点化,宋文帝有所开悟,以至在元嘉十二年(435年)宋文帝还与何尚之对佛教有更深一层的探讨:“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,则吾坐致太平,夫复何事?”何尚之对曰:“百家之乡,十人持五戒,则十人淳谨矣;千室之邑,百人修十善,则百人和厚矣。传此风训,以遍宇内,编户千万,则仁人百万矣。此举戒善之全具者耳。若持一戒一善,悉计为数者,抑将十有二三矣。夫能行一善,则去一恶,一恶既去,则息一刑,一刑息于家,则万刑息于国,四百之狱,何足难错?雅颂之兴,理宜倍速。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。”

求那跋摩之所以弘传大乘戒律,除与其慈悲心性不可分之外,还与当时中土的佛教处境有关。是社会环境的需求与佛教发展的趋向成就了他。

《魏书·释老志》谈到北朝的僧团状况时说:“所在编民,相互入道,假慕沙门,实避调役,猥滥之极,自中国之有佛法,未之有也。略而计之,僧尼大众二百万矣,其寺三万有余。流弊不归,一至于此,识者所以叹息也。”而南朝即使到宋孝武帝时僧团的情况并未好转。规范僧团戒律的译出与流通,成为当时佛教界最为紧要的事项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求那跋摩的译律事业由此开启。

大乘教需要大乘戒,这是求那跋摩在早期中国佛教史上独特的意义。与小乘声闻戒相比,大乘菩萨戒具有很强的超越性:不仅止恶,且勤修六度、广作诸善;以大乘菩提心为基础,以上求佛道、下化众生为根本目标;适用对象广,为出家、在家佛弟子共同受持;虽亦有戒相,但不拘泥于戒相,持戒重在把握精神。

求那跋摩的贡献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来说:一是对大乘戒的翻译。一是对中国比丘尼僧团建设的完善。

求那跋摩到首都建康是元嘉八年(431年)正月,而其圆寂是在同年的九月二十八,也就是说在建康译经的时间还不足十个月,实在令人惋惜。因时间关系,求那跋摩译经不算太多,且多为律部典籍。镰田茂雄先生在《中国佛教通史》中评论说:“求那跋摩的译经,虽只短暂九个月,尚能译毕四部经典,已算速度超人,自然没有多余的时间再作校正。诚如《菩萨善经菩萨地持二经记》记述,参与译经的僧祐,于事后批评《菩萨善戒经》谓‘诸品杂乱,前后参差。’可见这是无暇作完善修整的缺失。”从求那跋摩译经的内容看,他是偏于弘大乘戒的。汤用彤先生评价说:“大乘戒法,由此传于南方。”

菩萨戒以作为大乘戒律的根本经典,流传汉地的主要是四类七种。梵网类:为姚秦鸠摩罗什所译《梵网经》二卷,有关此经之真伪历来就有争论。璎珞类:为姚秦竺佛念译《菩萨璎珞本业经》。瑜伽类:指依据梵本《瑜伽师地论》卷三十五至五十《本地本中菩萨地》,以及其异译本《菩萨地持经》《菩萨善戒经》中的“戒品”录出翻译的四种戒本,即北凉昙无谶译《菩萨戒经》一卷,刘宋求那跋摩译的《菩萨善戒经》一卷和《优婆塞五戒威仪经》一卷,唐玄奘译《菩萨戒经》一卷。优婆塞类:指北凉昙无谶译《优婆塞经》七卷。在此四类菩萨戒经中,只有《优婆塞经》是专为在家众所立,其余菩萨戒经则是在家出家皆可。由此可以看出,在七种菩萨戒经中,求那跋摩一人就译出二种,意义重大。

跋摩的另一贡献是对中土比丘尼戒的关注与完善。其传中说:

时影福寺尼慧果、净音等共请跋摩云:去六年有师子国八尼至京云,宋地先未经有尼,那得二众受戒,恐戒品不全。跋摩云:戒法本在大僧众发,设不本事,无妨得戒,如爱道之缘。诸尼又恐年月不满,苦欲更受。跋摩称云:善哉!苟欲增明,甚助随喜,但西国尼年腊未登,又十人不满,且令学宋语,别因西域居士更请外国尼来,足满十数。

按佛教戒律,女子出家,二十岁之前,要先受沙弥尼戒,共十条,故亦称受十戒;二十岁后,要受具足戒,又称大戒,共三百四十八戒,或称五百戒。与比丘不同,比丘尼受此戒时,要先后从比丘、比丘尼二众而受,戒师须由十人组成,所谓“三师七证”。经过二部僧受戒,才可成为真正的比丘尼。但中土早期比丘尼的受戒,并没有二部僧的因缘。晋世四众皆备,但比丘尼受戒却一直是在这种不完备的情况下进行的。

元嘉六年,有外国舶主难提,从师子国载比丘尼来至宋都,住景福寺。……到十年,舶主难提复将师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至。先达诸尼,已通宋语。请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界,次第重受三百余人。

《高僧传》卷三《僧伽跋摩传》亦云:

初三藏法师明于戒品,将为景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。是时二众未备,而三藏迁化。俄而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至都,众乃请跋摩为师,继轨三藏。

僧伽跋摩完成了求那跋摩的遗愿,与铁萨罗等尼共同为三百余尼众于二部僧中授戒。比丘尼受戒契合了佛制。宋张敦頥撰《六朝事迹编类》卷十一《铁索寺》条:“本东晋尼寺也。尚书仲杲女见释书有比丘尼,问讲师,师曰:女子削发出家,为比丘尼。后因铁索罗国尼至,遂就此建寺,尼以铁索罗为名,中国尼自此始。”从此中国比丘尼从此建立二部僧受戒制度,在中国佛教戒律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。

另外,求那跋摩在南林寺创建了戒坛,为中土戒坛之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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